《高铁作证》：讲好新时代铁路电影的“中国故事”
孙胜杰
铁路开启了20世纪工业文明飞跃发展的序幕，铁路故事蕴含了太多的开拓、创新、拼搏、奉献精神。中国高铁承载着国人不屈不挠的百年梦想，见证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辉煌历史，中国高铁建设具有世界性的意义。近年出现有关高铁题材的文艺作品，如陈南辉报告文学《国家名片》、恒传录的网络小说《中国铁路人》、纪录片《中国高铁》等，这些文艺作品讲述了中国高铁的发展历程，阐扬了中国铁路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速度不惜一切代价、永不言败的精神，但是与国家铁路大提速、大建设的火热实践相比，铁路特色的文艺作品数量少、影响小。不禁要思考，铁路题材电影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问题。
一、讲好高铁故事也是“讲好中国故事”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思想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之后“讲好中国故事”的提法得到不断充实强化，实现“中国梦”、增强国家话语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推进国际传播能力，都要以讲好中国故事为指导原则。文艺是时代的产物，同时又是反映时代、讴歌时代的生动载体，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是当前文艺工作者必须回应的时代关切。新世纪以来，影视文艺创作强调对中国经验的表达和中国形象的建构，各种类型电影以“讲好中国故事”为理论依据，以独特的内容和形式来演绎时代社会的发展。当下随着大众审美水平的不断提高，真正能撼动人心的文艺作品一定是与时代发展脉搏共振、契合主流价值观相、回应大众最为关切的现实命题，以及讲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各行业所做的努力，才是讲好中国故事。
讲述铁路故事的形式有很多，但似乎火车与电影的相遇更精彩，世界第一部公开放映的电影是铁路电影《火车到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部电影也是铁路电影《桥》。近日电影《高铁作证》的公映，可以说是铁路电影的又一部力作。《高铁作证》讲述了南北高铁建设时期，在解决压矿、工地塌方等事件过程中发生的感人事故，让人们从高铁通车带来的成功与喜悦中看到高铁缔造者的艰辛与付出，记录了南北高铁这部史诗性的宏伟工程，把高铁人的精神呈现在我们这些局外人的眼前。《高铁作证》作为主旋律铁路电影在“讲好中国故事”的理念指导下，对高铁故事与中国形象建构进行了深入阐发，摒弃政治说教意识，走出概念化的窠臼，用真实的故事感染人，生动的形象感动人，影片鲜活地展现了中国铁军的雄风，中铁人的胆识与魄力、坚韧与果断。中国高铁从无到有，从有到强，向世界充分展现了中国现代化的速度以及大国风范，同时，也生动地诠释了敬畏生命、敬畏职责的主题。电影最后一幕，南北高铁通车，世界高铁理事会向中国高铁建设者献上最真诚的敬意，这样的影像话语是以国家富强以及国际影响力提升的现实语境为凭借，在民族复兴的语境下，对中国速度的追求中，表现出“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是新时代中国“文化自信”与“大国崛起”等的艺术传达，建构起了新时代现代化速度的中国形象，所以讲好高铁故事也是讲好中国故事。
二、用真故事、真情感演绎时代精神
中国故事可以是时代宏观的故事也可以是日常琐碎的故事，但必须立足现实人物，表达真情实感，具有真正中国体验与经验，而非臆想或幻想的故事。综观近年银屏热映的大片，主旋律电影所拥有的温度和质感已经深入人心，从《战狼》、《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到 《长津湖》，爱国主义的铮铮铁骨激扬着“强者无敌”的民族自信，由《中国机长》、《攀登者》到《中国医生》，每个普通工作者诠释着对于职责、生命的敬畏······影片所反映出来的特质不仅与中国主流时代文化精神相契合，更重要的是这些影片都是在用真故事、真情感演绎时代精神。铁路作为中国现代化象征的物质载体，从最早火车到现今高铁，现代化的速度正在改变着人们切身的实际生活，对于高铁故事的讲述也最能引起人们在审美与情感上的共鸣。《高铁作证》的编剧孟广顺是资深的新闻工作者，工作在中铁一线，对中国高铁建设的艰难以及幕后故事的挖掘都具有特殊的敏感和切身的体验，因此，影片做到了以真实性和故事性为基础，进一步追求艺术性与创新性。
对于主旋律电影来说，在电影所叙述的故事或主题基本确定的情况下，取得实际成效的关键在于叙事模式，过度的政治宣传或过高地追求商业利益都不适合主旋律电影的叙事方式，而更多从道德观和价值观认同角度以润入无声的方式完成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高铁作证》在叙事方式上淡化了主题的政治性与宣传性，在书写用热血、生命投身高铁建设的历程中融入亲情、友情、爱情等的多重情感纠葛，用对现实生活与真实故事的还原吸引、打动观众。影片塑造了铁建、金帼英、肖一虎以及乔富宝等典型人物形象，他们其中有为高铁奉献者，也有曾经为个人利益阻碍高铁建设者，这个群体形象并非完美无瑕，但这就是真实的高铁缔造者们的缩影。影片把个人命运的起伏、家庭的悲欢离合与历史交汇，让他们将奉献凝聚在高铁建设的过程中，以简单、朴素的电影叙事讲述每一个用高铁人的情与爱、生命与汗水铸就的故事。铁建、金帼英、肖一虎三人之间的情感纠葛与高铁建设过程相映射，从肖一虎因为指挥不利被撤职，由铁建代替担任指挥长开始，直至工地塌方事件中，金帼英与铁建解开当年误会，三人矛盾激化时正是高铁建设陷入阻碍之时，三人尽释前嫌时正是高铁顺利竣工之时，这种将个体情感嵌入宏观现实的故事讲述方式使主流价值观无缝融入。
《高铁作证》摒弃以往主流电影人物形象塑造的类型化、扁平化的缺点，特别是对于反面人物形象的塑造并不是非黑即白，而是进行多层面的情感呈现，比如电影中的反面人物形象乔富宝，他是解决压矿事件的主要障碍，做为矿主，他坚决不同意修建高铁从自己的矿场通过，在压矿补尝款问题上百般刁难，唯钱是图。但乔富宝非常孝顺，尽心尽力的照顾生病的母亲。正是因为孝顺这一点，成为铁建解决压矿问题的契机。乔富宝虽唯钱是图，却也懂得知恩图报，为报铁建两次救命之恩，他选择了服从修建高铁的国家大局。在指挥长铁建被困地下隧道时，更是竭尽全力参与营救。在整个压矿事件解决过程中，影片不仅塑造了有着铁腕手段的机智指挥长铁建形象，乔富宝的形象塑造也很立体，表现出很性情的一面。肖一虎形象的塑造也有特点，他是导致铁建和金帼英之间产生误会而错失良缘的罪魁祸首，也是压矿事件中阻碍工程进度的乔富宝的帮凶，但肖一虎并不是为了金钱，他拒收乔富宝的贿赂，原因就是本能的嫉妒心在作祟。真实可感是影片人物塑造的又一特点，铁建忠孝难两全的矛盾之情，金帼英对亲人的愧疚之感，肖一虎经历人性拷问后的忏悔之心，乔富宝经历灵魂感动后的大义相助······从个人情感到家国情怀，每个人物都呈现出了丰富的情感，形象塑造得都很立体饱满。
三、用“中国式表达”讲述中国故事
中国故事强调一种中国立场、中国式表达。主旋律电影中以家喻国的叙事手法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呈现不同的叙事策略，但无论是民族寓言理念下形成的“家国同构”、政治影响下形成的“国显家隐”，还是人文主义语境下形成的“家显国隐”的叙事范式，都源于“家国同构”的文化思想，在继承传统文化基础上不断探索创新，从而在影像话语中实现个人体验与集体记忆的缝合。“中国式表达”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在展现时代、社会历史事件时通常以“家庭”作为视点，《高铁作证》就是在表现中国高铁建设为核心的故事叙述中，不断将视角引至平凡家庭生活，将高铁建设者们的光辉形象融入爱情、亲情以及家庭伦理场域中。影片中铁建受任于临危之际，压矿地段征拆事件亟待解决，不然会影响南北高铁开通的工期。在修建高铁工程最为紧张时期，父亲病重，他无法侍奉床前，甚至连回家看望的时间都没有。影片中铁建和哥哥通了三次电话，最后一次电话是通知他父亲过世等他看最后一眼，当时他正在指挥隧道施工，情绪瞬间崩溃，冲动之下把指挥长的工作直接交给肖一虎，迅速赶往机场，但此时上级领导马上要来视察，最重要的是恰好赶上下雨工地山体下沉，停工还是继续施工这等人命攸关的事情还迫切需要他做决定，冷静下来后，他最终选择中途折返，承担国家交给他的责任。还有高铁总程师金帼英，作为母亲她对儿子强强充满内疚，将儿子留给年迈的父亲，儿子踢足球摔了腿，她也只能在电话里告诉儿子要坚强，儿子太长时间没见到妈妈了，年迈的父亲带儿子来看她，但看到的却是她被困矿洞，生死一线的场面。《高铁作证》承袭中国传统叙事设定，回归以家庭作为基本单位。采取国家与个体家庭“缝合”的叙事方式是影片的一种叙述策略，国家社会责任的承担者虽然以个体形象出现，但是个体是以家庭为单位。人类学中对“家庭”概念的界定是由“亲子所构成的生育社群”（费孝通《乡土中国》），从“个人”到“家庭”的转变，既是数量的递增也是结构的升级，而结构的升级拓展也味着叙事关系的复杂化，所以，影片中所塑造的新时代主角英雄虽然以个体形象出现，但其实应该是个体、家庭、国家的共同体，由此，个体、家庭与时代发展、国家前途紧密相联。《高铁作证》将家庭与国家相链接的叙事策略，既使人物行动产生出新的张力，也是对中国电影叙事传统内核的承继。
作者简介：孙胜杰（1982.3-），女，汉族，黑龙江哈尔滨人，文学博士，哈尔滨学院副教授，人民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地域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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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讲好中国故事”的背后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自信，《高铁作证》通过对建设高铁故事的讲述将中国的价值观与世界时代精神相联系，彰显中国的责任与力量。影片用真故事、真情感演绎了中国高铁故事与时代精神，电影故事叙事紧凑、结构逻辑合理，情感表达自然、平凡而又闪光的中铁英雄形象塑造等，既担负起讲好中国故事的使命，又塑造了大国形象的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