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需要怎样的调控
尽管已经动用特别国债、存款准备金率、加息等多种货币政策手段，但调控效果似乎仍差强人意。窗口指导降低贷款增速、提高二套房首付比例、港股直通车等措施也相继出台，目标直指银行系统内及A股市场的流动性，但似乎依然不是“治本”之策。根源究竟在哪里？中国经济需要怎样的货币、财政政策或是行政调控手段？
记者：中国经济当前需要怎样的货币、财政或是行政调控手段？
本土专家看法
总量和结构都要调控
祝宝良：
按照“三元悖论”，在半开放的资本管理体制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很大削弱，货币政策效果大打折扣。双顺差增加了货币政策对冲过剩流动性的压力，货币供给量增长偏快。这与宏观调控所要求实行的稳中偏紧的货币政策的初衷相悖。虽然央行采取各种手段对冲过剩的流动性，但效果不显著，净货币投放仍保持着较快的增长。
所以应综合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区域政策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既调控总量又调控结构。在控制流动性过剩方面，通过发行特别国债回收过剩的流动性，通过方便企业、居民用汇来缓解外汇储备的压力，通过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和扩大人民币汇率弹性来调节国际收支平衡。针对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盲目扩张和出口过快，应在项目投资、土地使用、贷款控制、差别电价、出口退税等环节进行限制。财政政策应大力调整支出方向，加大对社会发展需要的公共产品和部分准公共产品的支持，加大对农村、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投入，以此扩大消费需求，调整投资结构。
须改变投资“超回报”现状
刘煜辉:
今天中国面临的经济问题，是经济深层次结构性矛盾的综合体现，当前物价的上涨、信贷投资扩张、内需不足、流动性过剩、贸易顺差激增等等所有这些矛盾的因果乃是一个有机整体。制定政策时必须动态地把握内外失衡之间地相互交织、相互转化。
经济结构失衡所产生的问题根本不是货币政策所能解决，因为阀门的另一头的控制方不在中国。中国要从流动性过剩的困境中解脱出来，核心在于必须改变在中国投资的超预期回报现状，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国际资本流向，改善中国的国际收支。因此，资源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成为中国改善经济结构失衡的重中之重，只有当要素市场价格上涨成为投资规模和经济增速的“自动减速器”之时，市场机制才可以说真正得以确立。
就未来结构性改革而言，我以为以下五条是关键：
一是国家资源收益必须公有化。
二是必须放开私人资本进入垄断产业的限制，形成竞争机制。
三是要将过高的政府储蓄率降下来，减少财政对竞争性行业的转移支付；加强政府在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的作用；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等等，当然这必然涉及到加快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
四是要大幅提高个人收入，大幅降低个人所得税；
五是必须通过阻止并扭转房价暴涨来控制通胀预期。我以为当下取消期房预售以及物产税都是针对当前已经失控的房地产市场锋利的剑。
需要多种政策组合
郭田勇：
当前流动性过剩的根源是我国目前的国际收支双顺差。从未来看，中国经济需要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外汇政策等多种政策的组合。
从货币政策来看，要继续采取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央行票据、特别国债等多种手段综合运用。财政政策应致力于将政府过高的储蓄转化为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投资，通过增加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公共财政支出消除人们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隐忧。产业政策则应着眼于利用推动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支持企业“走出去”也是缓解国内流动性过剩的一个重要措施。首当其冲的应当是改革现有的外汇管理体制。此外，当前还需鼓励有条件的国内金融机构设立和发展境外机构，包括探索采取并购方式参股境外金融机构。
真实利率需为正
李命志:
宏观调控要更大程度发挥作用，就要进一步明确调控方向，加大措施力度、提高及时性。2008年起码应当实现真实利率为正，并缩小货款与存款的利差。目前财政政策一直比较宽松。2008年应当消除财政赤字，停止发行长期建设国债，严格控制支出，特别是政府楼堂馆所建设，同时，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快资源税改革，尽快出台燃油税，并研究在收入分配、遏制投资增长方面更好发挥财税政策的作用。
目前我国资源及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方面进展很小，成品油价格几乎全球最低，排污费、垃圾处理费等过低，不利于资源节能和环境保护。2008年应当有所进展。此外，对房地产市场的问题要进一步研究，加强政策针对性，提高调控效果。
对这些问题，各方面的认识正在趋于一致，但关键是要有行动，有紧迫感，不能贻误时机。
外资投行看法
经济并未出严重问题
王庆：
在历史上，中国经济过热往往表现为某些部门出现短缺和瓶颈，比如煤电油运。现在，这些瓶颈问题没有出现，所以不能说中国经济过热。从通货膨胀来看，食品价格上涨，但是非食品价格没有涨，也不能说经济过热。
向后看，中国经济并没有出现严重问题。向前看，问题在于我们的通胀能不能控制住、政策应该如何把握。
我认为，通过加息及降低M2增长速度等途径控制通胀预期至关重要，这就需要通过以下手段：第一，提高存款准备金、吸收流动性；第二，控制信贷规模；第三，控制价格。
最重要的是提高利率
陆挺：
对央行来讲，目前最重要的是提高利率。目前的实际利率是负的，从国际经验来看，负利率的危害非常大。近年来，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经验是，一旦有通胀风险，加息幅度就要超过通胀速度，这样不仅能维持正的实际利率，而且能够有效控制通胀预期。
当然，加息过快会打击其他实体经济部门，所以政府在不能大幅加息的前提下，需要通过其他政策来回收流动性，也就是要降低货币供应的增长速度。这些政策包括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发行央行票据；控制贷款、尤其是住房抵押贷款的增长幅度，对信贷过多的银行要进行窗口指导等。
货币政策调控远落后于现实
陶冬：
央行在整个货币政策调控上远远落后于现实，结果肯定不理想。
换句话说，货币政策并没有跟上经济发展形势，这段时间通货膨胀每个月上涨1％，央行利率每个月提高0.25％。
我认为，中国的货币政策在由中性向宽松转移，主要由于在决策手段上缩手缩脚。我预期，今后18个月，央行加息会在2至3厘之间。
人民币需要加速升值，需要至少每年升值10％，直到政策汇率基本上与市场预期相吻合。资金的流动重新恢复为双向性。重要的是，人民币汇率要逐步从国家干预转向市场决定。
汇率政策不解决，中国流动性过剩也难解决，中国的流动性过剩也在全面扭曲各个部门的关系，制造出一个个泡沫。
从长远来看，汇率政策不解决，所造成的泡沫，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危害，超过对出口、引进外资等带来的损失。
前期调控措施效果尚待观察
黄海洲：
中国的宏观调控是跨部门的，其中也包括行政手段。我个人并不倾向采用行政手段，但一些结构性政策肯定要跟到位。比如食品、肉类价格上涨，部分原因和农业政策有关系。
我认为，当前的宏观调控政策有点像“中药”，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体现出效果。格林斯潘以前说过，货币政策从实施到看到效果是3至18个月。另外，调控政策的效果是叠加的，不会马上显现出来。其次，如果美国经济进一步下滑，中国的通胀可能会应声而落。因此，我觉得制定政策要有前瞻性、预见性。中国的政策确实有必要放在偏紧的方向，但是，如果不惜一切代价去调控通胀的话，可能会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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