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需尽快理顺能源价格体系。

    能源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资源，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和人民生活的较快改善，对能源提出了越来越大的需求，也带动了能源结构的不断改变，主要立足国内、价格比较低廉的能源供给模式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

    新的矛盾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国内市场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价格，抑制了成品油供给，出现了明显的供给约束；其二，能源需求的快速增长和关闭小煤矿的措施，导致煤炭供求缺口拉大，带动煤炭价格较快上涨，增大了发电成本，加大了电价上涨的压力；其三，资源税水平太低，差别电价等定价方式还不完善，不利于通过市场机制节能。

    针对这些矛盾，应尽快理顺能源价格体系，引导形成符合我国特点的新型能源供给和消费模式。

    随着食品供给改善和翘尾因素减小，应考虑在下半年择机推出成品油价格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实施方案，考虑节能的要求，宜将燃油税的改革同步推出。据有关研究，成品油价格调整，对CPI和经济增长影响都不大，主要因为我国仍是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成品油对社会生产生活的覆盖程度远低于发达国家。这样做既有利于根据能源供给条件促进形成合理的能源结构，也有利于依靠市场调节改善国内成品油供给。

    积极发挥市场价格对供求关系的调节作用，引导煤炭产品供求平衡；同时继续按照合理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方针加强煤炭勘查、开采的管理。对电价则宜根据行业利润水平适度控制涨幅。

    再有，要加快资源税改革，加快完善差别电价等促进节能的定价方式。

    另一方面，稳定从紧货币政策力度，加大财政政策对结构调整的支持。

    从近年来的调控实践看，货币政策对于控制价格上涨作用不显著，主要由于本轮价格上涨的特殊性。与1988年、1994年的价格上涨比较，当前价格上涨不是因为需求过旺导致了普遍的供不应求，相反，总需求增长大体稳定，供给基础则比较雄厚。价格上涨主要由于部分食品供给不足，此外还有各种因素推动的成本上升。货币政策对解决这些问题作用当然不会显著。

    实际上，近年来货币政策要点是解决由于外贸顺差过大引起的资金流动性过剩问题，但由于其不能直接消除外贸顺差，因此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伴随流动性过剩问题的发展，货币政策重新实行了额度控制办法，导致了金融市场的扭曲，对生产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现金流积聚着不利影响。